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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阳原本受荆州管制，与淮南、豫州本来就少有勾连。如果说有什么联系，那就是早年与淮南都督府多有物货资械的交易往来。

    可是随着行台创建，襄阳便转受洛阳行台管辖。原本的生意伙伴成为直接的顶头上司，而且沈大将军素来强势，以往那种融洽便渐渐不再，尤其最重要的是军械的买卖这一项开始受到极大的管制。

    原本各豪宗都可自由买卖械用以武装自家私曲，可是现在有了行台看管，军械的输送也转为行台向刺史府直接配给，这就直接制约了这些乡曲武装的发展。而他们早年在都督府买卖记录也都多有暴露各自私荫家底，难免忧虑会被行台深作追查。

    这种心理落实在言行上，就是对行台各种号令方方面面的抵触。像是这几人所抱怨临战内招大将，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至于所谓河洛不及襄樊，虽然桓宣也颇自得他在襄樊之间的治理，但也必须要承认河洛面貌远非襄樊可比。他们眼下尚在河洛外围，但是自南阳而上已经多见屯所分布，耕织据点不乏，尤其是乡境间秩序井然，绝无强梁盗匪横行道途，这一点是襄樊之间远远比不上的。

    桓宣治理襄阳虽然年久，威望甚足，但襄阳之形势复杂也的确是令人头疼不已。这一点从他今次率领的几名将领各自出身就能看得出来，既有襄樊本地豪强，又有雍秦流人首领，还有傒蛮渠帅酋长。

    这些人虽然一并统摄于桓宣麾下，但是他们各自也都自拥部曲，桓宣对他们也只能羁縻号召而不能如臂使指。

    这与个人才具无关，而在于襄阳这个地方实在太独特，恰好处在南北交冲、四方勾连所在，一旦天下局势动荡，必成各方势力汇聚所在，鱼龙混杂，实难定制。

    若非襄阳局势如此复杂，早年其地收复后，陶侃也不会安排桓宣这样一个非嫡系出身的将领镇守，而是应该以自家子侄镇守这样的地势要害。

    当然从这一方面也能看出陶侃年迈志衰，收取襄阳已经达到其人攻略的一个顶点，至于更宏大的北伐目标，已经不在其人考虑之内。

    桓宣能够在襄阳站住脚，且已经将地域治理的秩序初成，已经算是难能可贵。

    襄阳久处地边，久来不通中枢，但随着离地不盈千里的河洛之间崛起一个强势行台，对于乡境秩序自然有着极大影响。

    这一次行台将襄阳战卒纳入征战序列，在许多乡境豪强看来，大概行台是存念通过战争来消耗他们的部曲力量，因此应对难免消极。若非桓宣个人威望的号召，都未必能够在九月中完成集结军令。

    “大将军享于社稷重用，更久负南北时誉，殊功载身，才器宏大，今次征用我部讨伐关中群贼，可知必有笃定胜算在握，乃是关照提举之善意。诸位也都是各得乡勇推崇的雄士，当此大用之际，正该要勇于进事，小则彰显身名，大则壮益社稷，实在不该作懈怠懒志之想啊！以此弓刀才力尽用，求以裂土分邑、公侯殊荣！”

    面对众将的消极，桓宣也只能做如此激励。

    “勇冠三军之烈，不如草得句读之能，使君所言诚是嘉望，但究竟能有几分实在，我等也实在不敢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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