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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行台会议上，沈哲子再次重申强调了这个问题，一众行台官员们也都感受到大将军在这方面的决心之坚定，表态奉行的同时，也都各自心内凛然，谨记告诫家人切勿逾越这一雷区。

    说到底，他们各自能在行台为官，摆在面前最辉煌的道路还是远大的政治前途，与之相比，热衷于私营部曲、盘踞乡野才是一种没有志气的想法。

    上洛、弘农等地的战后复建，基本不存在乡资问题。就连弘农杨氏这种旧望高门都被铁血铲除，那些乡宗势力纵然有什么不甘，也只能暂时忍耐下来。

    至于河东这种没有经历过刀兵蹂躏的地方，也并不会因此成为法外之地。虽然暂时不会强令那些荫户归籍，但河东军府的创建本身就是一个开始，通过军府将一部分私荫乡曲转变为在役甲士，将分散在那些乡宗之间的生民战斗力整合起来。

    在各项政令颁行方面，沈哲子有一项最大的优势就是时间充裕，凡事并不强求一步到位，争抢朝夕之功。

    无论是原来的淮南、还是后来的徐州，包括眼下的河洛，其实在政令方面都不强求统一标准，而是各自都有着不小的差别。通过这种日积跬步的治理，渐渐达于一种政令统一的局面。强势外表之下，其实也是充满了因地制宜的施政弹性。

    比如这一次新收复的上洛、弘农，以及稍后的关中，想要快速恢复秩序的建设，沈哲子就打算采用均田令，直接按籍授田。

    这也是他一开始就不打算与那些关中豪强谈和苟且的原因之一，只有将他们彻底打残打服，之后政令的推行才能少于掣肘。否则就算是大军贸然攻入三辅、占据了关中，一旦如此推行起来，各方也肯定是动乱不断，那些豪强不可能容忍这种人地两失的政令实施。

    之所以要在关中推行这种此前没有实施过的政令，就是因为关中形势太复杂，杂胡太多，强求赶尽杀绝是下下之策，没有那个时间，代价也太大。

    毕竟关中汉胡杂居日久，就算是一味强杀，都缺少一个有效的甄别手段。胡人杀得太狠，汉人也会因此元气大伤。

    而且很有可能，关中的汉人可信程度未必就比胡人高多少。毕竟他们长期生长于这样的环境中，面对各种实际问题困境需要解决，那种血脉和法统的号召力与认同感已经变得极为脆弱。

    只有强迫从最根本的生产方式上改变他们，通过土地刺激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而土地反过来又会对他们施以捆绑与制约。

    关中本身地势便就相对闭塞，立足于此整合当地力量，才能有条不紊的一一拔除掉那些刺头，而不需要重兵长期驻守关中，严重拖慢整个北伐步调。

    当然，这些考虑是建立在目下的关中战事上王师在战斗力方面占据着绝对的优势。通过这种摧枯拉朽的威压，才能最大程度缩短一项政令的实施并成熟周期，同时快速有效扑灭境中各种反对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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