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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其中必然会有打压淮南的意味，但这并不是针对某人，而是地方与中枢天然的立场不同所致。

    比如宿卫的扩建，往年晋祚困于江东，不乏因陋就简的权益之计。类似王导主持营修的建康城，庾亮在世时便大作抨击，言作幽深曲折不得堂皇之意。但那时候诸事草创，本就没有能力大作修葺，而且建康城的如此布局，也能大大节省宿卫防守方面的压力。

    收四方勇士，以壮天子禁军，这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谁若因此惴惴不安，反倒要检讨自己是否逆心包藏。

    还有就是在江东税事上的改革，也是近来台辅们力推的一个重点。往年各方都因便捷而法于吴会包税，台中虽然因此得于便利，但也由此失去更多掌握地方的途径，并且没有了直接或间接影响地方民事的手段。

    所以在开春之后，台内便大力推行税法的改革，原本的包税之约大半叫停，由台中和地方亲自交流接洽。但也并没有将那些经手包运的乡宗赶走，而是仍然支付原本的包税费用，作为他们主动承担营修沿路道途的使用费用。

    如此举措看似姿态放低，且没有立竿见影的短利，但却将这之间的主导权给拿了回来。王导虽然眼下不再干政，但也知眼下台用多有匮乏，尤其还要背负上宿卫扩军的沉重压力。但褚翜等人仍然敢于这么做，也不得不说极有魄力。

    但这样是否就能截断江东各州郡与江北边镇越过中枢进行财货转输的勾连，王导对此还是心存怀疑。尤其他也知道，早前几年沈维周便开始大力开拓吴会至于淮、河之间的海运，可见对于台中如此举措不是没有洞见和防备。

    但就算是希望渺茫，这些事也不得不做，否则便是自丧中枢体格。这一点还有一例可以类比，那就是沈维周在中原大捷后大手笔接纳百数万河北生民。这当中凶险难道沈维周不知？

    但就算是知道也要做，将万千生民生死背于一身，这就是沈维周秀出其余方伯的原因之一，也是台辅们不能就合肥一事对其大加攻讦的原因之一。

    勇于承担，能人所不能，所以讨论沈维周其人忠奸与否意义不大。而台辅们在放弃了抵制试探之后，转而回归正道，就算没有军力上的强大依仗，他们的举措本身就带着强大的法礼力量。

    往年因为边事告急，所以事从权宜，但并不意味着这就是对的。你既以王臣自居，如今也是功成名就，又有什么理由阻止王道正法的推行？

    由这一点，王导也能感觉得到台辅们的决绝，虽不明说对淮南的忌惮提防，但却将所有的举措都摆在明堂执行，不再局限于往年的牵制幽合。说到底也是因为沈维周兵发合肥先踏出一步，打破了过往交涉的默契。你以悍卒凌我，那么也就不要怪我以大义制你。

    政治的奥秘在于有策略的让步妥协，而这种再无弹性的直接碰撞，对哪一方来说都承受着极大压力。一旦稍有失控，则必酿生大祸。

    沈维周自然需要大义加持，否则他一介南人在中原，法礼名位上并不比河北的石虎优越多少。而江东的台辅也同样不能肆无忌惮，因为庾亮就是他们前车之鉴。

    双方互有所恃，但又互有忌惮，可是关系却又僵硬到极点，这种状态势必不能持久。至于会以何种方式被打破，最终又会以何种局面而收场，王导想象不到，也不敢深思。

    所以他派儿子路祭袁彦道，与其说是悲于盛年而夭，不如说是哀于世道恐再将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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