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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收入不菲，但是开支也大。最大宗的军费暂且不提，单单境中各项基础建设，尤其对水道的维持和修葺，便是一个不能间断投入的无底洞。

    水利自古以来便是一个怎么重视都不为过的大难题，许多兴盛一时的大一统朝代都在这方面栽了跟头。如今的淮南之所以能够维持经营，那是因为获利的仅仅只有淮南军一方，所以成本还能得到有效控制。

    从梁郡的财政情况也能看出来，收入主要来自于对境外资财的涌入。这也是沈哲子急于将鼎仓拉到江北来的原因之一，许多更深刻的政令，以淮南都督府立场都不便去做，但是借助鼎仓则就没有这种问题。鼎仓是一个民资基础，但是官方经营，彼此互有制约，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债券承销机构，能够大大加强民财募集规模和效率。

    而且一旦鼎仓得以过江，沈哲子便可以将众多由梁郡郡府掌握的经济资源并入鼎仓中，削弱郡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到时候，无论何人担任梁郡太守，那也就坐享太平富足。就算有人想要再用江东那些旧方法大肆侵占土地人丁，但想要真正获利的话，还需要受到多方面的限制。

    未来的梁郡，乃是淮南与江东朝廷的缓冲地，所以沈哲子致力于将之打造为一个官民共营的特区。至于更往北的淮南本镇和豫南等地，他便不会再与民分利，而是要由都督府完全占据主导的先军基地。所以从这方面而言，梁郡也是一个包装甜美的陷阱，一旦人、资受惑于此继续北上，那就是来得去不得，会深刻感受到乱世中那种铁血作风。

    淮南的现状，沈哲子与一众属官们讨论良多，主要还是集中在管理制度化。在不刺痛台中的前提下，将一些商贸和民政规定以淮南都督府军令形式颁行确立。这样之后，未来谁想违禁，那就真要试一试沈哲子符令法剑利或不利！

    对于法规的创制，沈哲子手下如今也有人才，那就是今次随同过江的江夏李充。李充这个人，意趣本就悖于世风，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刑名之徒。至于时下所言刑名，倒也并非完全是指的信奉法家义理的人，而是指的凡事讲规矩、讲法度，不循人情，少于变通，所以是一个颇有贬义的词。

    其实任何受过后世现代生活熏陶的人，到了魏晋这种放达年代，都可称之刑名之类。尤其沈哲子这种务实的作风，更是不折不扣的刑名之徒。所以许多对他看不顺眼的时人私下对他不乏抨议，言道他也是跟庾亮一类，都是外则玄雅，内则刻薄，表里不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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