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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不免有私相授受之嫌，但这就是这个时代做事的方式。一切仰于台中决定自然是政治清明，但问题是台中也要有那种掌控力啊。

    另外一点就是，陶侃那里用兵襄阳，无论其成或不成都是一种试探。陶侃那里取得什么成果，庾怿这里肯定也要有所调整。如果陶侃顺利的话，那么豫州步子不妨迈得大一些，即便不能完全恢复旧友局面，如果能够取回合肥，将防线往前推进一大步，这对于建康人心的振奋，其实还要甚于襄阳的收复。

    毕竟，豫州的全不设防，始终是高悬在建康头顶上的一柄利刃，有着切肤之痛。

    如果庾怿挺进合肥，那么荆州方面、徐州方面都要有所配合，做出相应的调整。总之这二十万斛粮，沈哲子是不可能让陶侃白拿的。

    而且，这一次的借粮，对沈哲子而言也是一个尝试。他本身对于鼎仓的构想便极为宏大，希望鼎仓的存在能够取代一部分或者说完全取代朝廷对于四方物用的调配职能。

    当然这么说也不准确，本来朝廷在这方面的能力便已经荡然无存，与其说是取代，不如说是重新建立。

    吴中那种包税法，沈哲子是希望能够借助鼎仓在整个江东普及开。由鼎仓代替地方郡县支付赋税台资，而地方郡县则将这一部分支出预存在鼎仓。让鼎仓充当地方和中枢的桥梁，从而获得一个更大的调集力量。

    当然，这个想法实在太激进，想要落实必定困难多多。但也是沈哲子一贯的做事风格，暂且不论有无可能，试试看，不行再改。

    归途中，陶斌越想，越觉得可气，便将侄子唤道面前来，皱眉问道：“大昌，你觉得那貉子所言有几分真假？他是否做不到此事，以此敷衍？”

    陶弘听到这话，脸色便微微一沉，闷声道：“叔父此言，有失偏颇。驸马为人，我素来有知，若是做不到，他不会虚言敷衍，诺则必应。”

    被侄子当面顶撞，陶斌有些尴尬，不过今次入都，求告许多人家，他是见到陶弘人脉不浅，倒也不好真的当作子侄训斥。闻言后只是讪讪道：“我倒不是背后贬人，只是总觉得这件事当中太多玄虚。早先你家大父受困于钱粮，不是没有求告江州那些土宗，但却无一应诺。就连我都去过一次，仍是无果。那貉子门庭这两年确是煊赫，但在这江西之地，他一句话难道比你大父还要管用？”

    陶斌越说越觉得此事不可信，不免有些患得患失。要知道他父亲子嗣众多，偌大名爵尚没有确定继承人。原本陶弘的父亲陶瞻呼声不小，可是陶瞻福浅，死在了去年那场兵灾中。剩下这些儿子们，自然也都蠢蠢欲动。

    陶斌的另一个兄弟陶夏在台中做官时日不短，结果迟迟未能给父亲请下诏书来。陶斌今次到来，便得了诏书，本来已经是一件好事。如果顺势能够把缺粮问题也解决了，那么自然更加能够获得父亲的喜爱。

    但在沈哲子这里获得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让他心里拿捏不定，要知道军事迫在眉睫，如果他这里不能有个准信，就这么报回去，结果却是无功。如果贻误了军事，那么就连先前请诏的功劳可能都要被一并抹去。

    听到叔父在那里絮絮叨叨的言语，陶弘也真是烦不胜烦，索性直接退下去。家事一团乱麻，就连他大父陶侃对此都是无计可施，他自己夹在几个叔父的明争暗斗中，也真是不胜其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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