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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哲子笑着摆摆手表示并不介意，继而望着李充说道：“李君这么说，倒是悖于世情。报仇雪恨，那是孝义人情；罪而伏刑，那是术治法度。时人各执一端，高贤亦不能厘清彼此。李君两端并论，我倒想请教一下，你认为此事应当如何论处？”

    沈哲子这个问题，看似寻常，其实已经牵涉到一个由来已久的意识形态问题。魏晋这个年代，混乱之处不只体现在兵灾连连，更体现在思想上。

    所谓的玄学大昌，其实只是一个比较表象的特征，学术上和思想上的碰撞，不止体现在那些清谈命题或是残酷政治斗争中，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这种矛盾和焦灼。

    像是庾亮这种时下第一流的名士，学理上的造诣体现在玄儒兼修，出入其间，这么一说倒是显得从容自由，思想恣意驰骋。但其实落实在真正的行动上，仍然免不了着重刑名。而类似言行之间的矛盾，其实在《世说新语》中比比皆是。

    后人推许魏晋，多言那种放达恣意的精神世界，但其实魏晋人士精神很贫穷，很困顿。他们自己甚至都找不到一个可以信之不疑，奉行不悖的信念，于是这就造成了不少所谓的玄学名士，一个个言谈风雅无比，私底下都是贪鄙成风的扭曲形象。

    沈哲子作为一个后世而来的灵魂，他在思想上的进步性体现在，他深知玄学只是一个麻醉精神的理论，并不具备任何实际操作性，从来都不是能够让普世受益的学说。像是王导那种求诸简约的执政方法，只能流于于世无益的愦愦之政。

    这种昏聩，或者可以说能够适应当时复杂的矛盾关系，不会给社会造成大的动荡和负担。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又何尝不是牺牲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和进步为代价？

    李充说的这话看似颇有觉悟，仇是一定要报的，但是做错了也认罚。可问题是，觉悟是觉悟，实行起来却困难。执着于孝义，是应该值得褒扬的，但是如果褒扬，那么就间接承认了他家违规建筑是合法的，而那些劳役也就等于被定性为盗贼。

    那么接下来再怎么罚？只能罚他擅闯丁营，而最重要的人命反而不必再提。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世家话语权对国法的压迫。

    听到沈哲子的反问，李充也愣了一愣，良久后才苦笑道：“临事多虑，不敢待讼……”

    沈哲子闻言后便是默然，他明白李充这话的意思。如果李充不私自行动报仇，而是诉讼有司，这件事最后的发展肯定是会被压下来，这样李充非但不能报仇，反而有可能招致沈家的打击。

    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说实话，这个李充非但不是一个冲动之人，反而极有决断。从沈哲子自己而言，如果李充真的去告状，为了不让工程受阻，那么他就要咬定李家墓地逾礼，劳役们是没错的！

    归根到底，这个世道没有道理可言，小民是待宰鱼肉，有力量的人要迎合大势，更有力量的人则要试着操纵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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