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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拉康复的两年内，科利就共为12名患者进行了“感染治疗”。”

    “但效果差强人意，科利医生记载中的数据我认为满满都是水份，12名患者有6名肿瘤得到缓解，2名痊愈，2人因为感染而死亡。”

    “为什么有水份？”云岚问道。

    “针对晚期肿瘤的治疗，这种概率连现代科学技术都达不到，130年前的科利医生会不满意？我不这么认为。而且我在小白鼠身上重复了试验，很遗憾，注射乙型溶血性链球菌的小白鼠97.8%的概率会因为感染而死亡。”

    “……”

    “再往后经反复试验，科利用两种灭活菌取代了原本的活菌，分别为化脓性链球菌和粘质沙雷氏菌。

    其中，后者可以增强前者的效力，使注射剂能引起高热的效果。而与其同时，灭活细菌还大幅地降低了病人感染死亡的风险。这种细菌混合疫苗，就是现代所说的“科利毒素””

    “当时的制药公司帕克-戴维斯就与科利合作，在1899年至1951年期间为医生们提供科利毒素制剂。”

    “现代医学是循证医学，科利医生觉得有效果没有用，他要找到清晰的证据链来说服其他人。可在二战结束后，就在科利努力寻找证据时，癌症放射疗法开始流行起来了。

    放射疗法虽一直被认为“杀敌八百自损一千”，但它几乎对每个病人都有着肉眼可见的疗效。”

    “从有化疗和放疗开始，科利医生就被认为是一名民科庸医，不过他有女儿，他的女儿一直在搜集证据。一直到后来，就是你所知道的现代版的免疫治疗。”

    “过程这么复杂啊。”

    云岚没想到免疫治疗竟然涉及前后两代人的努力。

    “嗯，其中原理至今为止还没有完全研究明白。为了纪念这位“肿瘤免疫疗法之父”，肿瘤免疫学的最高荣誉也被命名为“威廉·科利奖”。

    值得一提的是，华裔肿瘤学家陈列平就因发现免疫耐受性癌症的发病机理，获得了2014年的科利奖。”

    “话说回来，眼前这名咱们方舱医院年龄最大的患者身上发生的情况，除了肿瘤免疫，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溶瘤病毒。”

    “如果是真的，那新冠病毒就可能具有成为溶瘤病毒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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